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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尚竹?

——专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何明
2023-10-03 00:45:57    来源: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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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尚竹,自古以来就有无数文人墨客为竹吟颂高歌,将之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并视为中华民族品格、美学精神的象征。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竹的刺绣图案也出现在运动员入场时的网幕与地屏上。

  竹这一植物,何以在中国超脱物质层面形成独特的文化?它对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教授何明进行解读。 Vid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一些植物资源,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最深的非竹莫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何明: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是竹类植物的起源地和世界上竹类品种最多的国家,有竹类植物39属857种;且分布广泛,东至台湾、西到西藏、南至海南、北到黄河流域,历史上均曾为竹类分布区,堪称“竹的故乡”“竹的王国”。丰富的竹类资源为中国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福建省将乐县申报的“将乐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竹纸制作技艺传承人刘仰根在将乐县砍伐竹材。张斌 摄

  同时,中国是开发利用竹类资源历史最早、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家。据考证,距今一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竹类了。早在7400多年前的湖南高庙遗址和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竹制品。在距今47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竹席、竹篓等多种竹器,足见竹利用开发的历史之早。在西周时期,竹材已被大量利用,并有了“篱笆工”职业。到秦朝,有所谓“渭川千亩竹”。汉朝则设“司竹长丞”职官,专门管理竹林。随着中华民族实践活动的发展,竹被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被加工成餐具、盛器、家具、竹耙等相对简单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还被广泛用于制造灌溉设施、桥梁及建筑等结构较为复杂的设施,足见竹材利用程度之广。不仅如此,至唐中叶,开始用竹材生产出另外一种物质——纸张,这是世界上利用竹材造纸之始,标志着此时中国古人已超越对竹材的物理性质运用,掌握了竹材的化学性质和化学加工技术,足见竹的开发利用程度之深。

福建省将乐县“西山竹纸”手工造纸作坊。张斌 摄

  在中国,竹不仅用于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之需,而且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被赋予人的情感和观念,成为表达审美情趣、社会理想、信仰观念的符号,由物质的显层面逐渐内化到以价值观念为轴心的精神世界,从而深入到文化的隐层面。

  记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竹文化已发展出怎样的内涵和外延?

  何明:学界常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二分法”,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三分法”,来分析文化的构成、归类文化要素。这一文化分析模式用于研究中国竹文化,则有诸多难通之处,比如竹制文房用品、竹制乐器等既可属于物质文化亦可属于精神文化。所以,我将中国竹文化划分为竹文化景观与竹文化符号两大类。

  其中,竹文化景观是指中华民族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生产需要以及审美需要等有意识地运用实物性的竹创造的景观,包含竹饮食文化、竹制日常生活器物、竹制生产工具、竹建筑、竹制交通工具、竹制书写用具、竹制工艺品、竹制乐器等。竹文化符号则指以“竹”为“能指”,表现审美意向、人格理想、信仰观念等文化价值,包含竹文学、竹绘画、竹人格等。两者,一个显示的是中华民族对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对竹制器物的使用习惯和规则,非自觉、非自发地显示了文化价值;一个是有意识、自觉地表现或喻示文化,直接显示中华文化价值;两者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位于四川省长宁县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蜀南竹海。刘龙泉 摄

  竹文化景观,在产竹的亚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也较为常见,但能把竹子的功用发挥到极致并赋予竹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只有中国。自古以来,无数中国文人墨客为竹吟颂高歌,创作丰富多彩的竹文学、竹绘画。早在先秦时期,《诗经》《楚辞》中即已有诸多咏竹的诗句。如《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赏竹、赋竹、赞竹、咏竹开始兴起,出现《竹赋》《邛竹杖帖》《松竹赞》《竹秋曲》《咏竹》等名篇。至唐宋时期,竹文学达到鼎盛期,大文学家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商隐等,人人皆有咏竹佳作传世。尤其是苏轼,对竹的喜爱可谓集前人之大成者:不仅创作不下于百首咏竹诗文,留下“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唐代中期以后,竹绘画开始出现。五代十国时期,黄荃创立不设色而只以墨染的中国画类别之一“墨竹图”。至宋朝,竹绘画趋于成熟,文同、苏轼等归纳概括出“胸有成竹”“身与竹化”等绘画法度,留下《墨竹图》《纡竹图》《枯木竹石图》《丑石风竹图》等传世大作。至清代,竹文学、竹绘画进一步发展,又出现写竹、画竹皆佳的郑燮,继续赋予竹一些新的意义。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竹文学、竹绘画,竹成为表达中华文化的审美意象、理想人格等重要的文化符号。

扬州八怪纪念馆展出的郑燮画竹。赵伟 摄

  记者:您刚刚提到,中华民族在开发利用竹的同时,逐渐将竹“人格化”了。这一人格化的竹,有哪些精神特质?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何明:竹之所以“人格化”,根源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本体论和“立象尽意”的“比德”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二元对立”。中文文献第一次出现“人文”时,就将其与“天文”相互参照,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认为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相融。基于此,形成“天地相参”“天人相参”的“比德”思维方法,把自然之物的特性与人的情感、性格、理想等相联系,“立象以尽意”。在与竹的互动过程中,寓情于竹,借竹言志,用竹表达人的情感观念、审美理想、伦理道德,于是竹得以进一步符号化、人格化。

  在中国人看来,竹中空、具节,具有虚怀若谷之心、高风亮节之魂;竹挺拔、坚韧、严冬不凋,又使人联想到刚直不阿、忠贞坚定之志。这些特质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人格理想:正直、坚贞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品质等“异质”而“同构”,构成契合的对应关系。因此,竹被列入“四君子”之一。

  同时,竹常年呈绿色、清淡素雅,造型简劲疏朗、无盘曲繁缛之态,给人以豁达洒脱之感,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的另一种设计或者说理想人格的另一个侧面——皈依自然相契合,又很符合道家的处世方式,被赋予自然无为、超然脱俗的人格追求。

  可以说,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中呈现了儒道互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渗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

扬州八怪纪念馆,竹叶如画,洁净清幽。赵伟 摄

  记者: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称:东亚文明为竹子文明。您认同这一观点吗?西方是否有类似的竹文化,他们怎么看待竹子?

  何明:一定程度上讲,李约瑟的观点很有道理。所谓的文明就是人创造的生活样态,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如果说我们使用竹棍、竹筷、竹建筑等,算是对竹较为简单的加工,那后来基于竹创造造纸术,就是更深的加工。这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原生竹子主要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印度后把竹子带回欧洲栽种,欧洲才有了竹子。北美印第安人曾用竹子盖房、制作篱笆及生产工具。相比中国及东亚,欧洲及北美竹子种类很少、利用范围小、开发程度低,更没有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

  据传,有一项关于西方人对中国认知的调查,列举出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项标识性事项,多数受访者把长城和竹子排在前列,可见竹子在中国文化表达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不过,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东方的竹文化传播到西方,如今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喜欢竹文化。竹子的快速再生性和环保特质,以及中国人赋予它的坚韧不拔、不畏严寒等精神,都被西方人所喜爱。

2006年10月,参加福建省武夷山第五届中国竹文化节开幕式的国际友人在武夷竹园种植纪念竹。图为时任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古珍(左三)等为刚种下的慈竹浇水。周文杰 摄

  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被称为“儒家文化圈”,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都使用竹筷、竹笔、竹建筑,也延续中国绘画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中国为母体的东亚文明是竹子文明。

  记者:当下,中国竹文化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何明: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之一。竹文化所蕴含的高洁、正直的品质和精神追求,对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有很好的引导作用,能指引人们更加重视精神价值的创造、文化的创造。

江苏省溧阳市南山竹海景区。泱波 摄

  同时,竹文化所蕴含的虚怀若谷、坚韧不拔、不畏严寒的品质,也提醒人们包容接物、谦虚待人,不畏艰难、坚持友好相处、共同发展。此外,中国竹文化体现的竹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维,也有助于全球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主客相通、主客浑然一体的认知论,对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之,中国竹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底蕴,也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何明,云南大学东陆学者特聘教授、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教育部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及《民族研究》编委会委员、《开放时代》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泰国清迈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理事,著有《中国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变迁的符号表征》《民族学学科重构》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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